《西厢记》的“秋”取“春”

  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杂剧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享有盛名,被贾仲明毁为“新杂剧,旧传奇,《西厢记》世界夺魁”(〔凌波仙〕吊词)。作为崔张故事的改编本,应剧充散发挥杂剧体裁的特点,将抒情与叙事紧稀结合,于演义、诸宫调除外,另塑典型。个中值得存眷的转变,是对“春”与“秋”的时间框架的设定,所谓“《西厢记》谓之《年龄》,以汇合以春,别离以秋云耳”(李开前《词谑》)。

  回溯崔张故事的流变,作为故事泉源的唐传偶《莺莺传》虽然提到了春、秋,却并不夸大春与秋的季节特点与故事发展、人物情绪的关联。李绅的《莺莺歌》留神到春天的布景,把莺莺的身姿和芳草花时连续系。宋人的相干吟咏如赵令畤《蝶恋花鼓子词》、毛滂《调笑转踏》也只是借春景以抒情。不管诗歌、饱子词,仍是转踩,他们对春天的歌咏,均源于诗词所独特具有的抒情传统。

  在崔张故事的传播过程当中,对春天、秋景的年夜量歌颂是从《董西厢》开始的。金代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作为一部说唱作品,在改编崔张故事时,表现出对春天、秋天这两个季节的特殊器重。个中有大量的曲词歌咏春天的思念、秋天的离愁。好比“联诗”当前的〔双调·豆叶黄〕曲:“薄薄春阳,酿花气象,雨儿廉纤,风儿淅沥。药栏儿边,钩窗儿中,粉饰新阴:花染深红,柳拖沉翠。采蕊的游蜂,两两相携;弄巧的黄鹂,单双尴尬刁难。对景伤挟恨本人。病里遇春,四海无家,一身宾寄。”(卷一)清人焦循曾衰赞《董西厢》的曲词。然而,在《董西厢》中,作者固然大量借助春天、秋天来抒情,却仍连续了《莺莺传》次序交接事情发展时间点的做法,且春季、春季重复呈现。在《董西厢》中,“春”与“秋”是抒情的利器,其实不拥有结构的意思。

  中国传统戏曲“开语言、举措、歌颂,以演一故事”。戏曲剧本的写作,若何归纳故事,若何“拆架”,几回再三为曲学家所强调,而对“时间”的处置正是此中重要的一环。王实甫在把莺莺故事改编为杂剧时,从表现崔张爱情这个中心动身,把“春”与“秋”肯定为故事展开的时间框架,所谓“相见时红雨纷纭点绿苔,分手后黄叶萧萧凝暮霭”(第五本楔子〔仙吕·赏花时〕)。故事仆人公在春天相见,在秋天送别。春与秋的季节更替与人物的离合聚散、剧本情节的推进嵌合为一体。

  《西厢记》杂剧既把“春”与“秋”断定为故事的时间框架,故着意突出这两个节令,极端笔力于春日的怀念、秋日的别愁。一方里,齐剧花了大批的文字铺写春天的相逢、联诗、听琴、公会、秋天的告别。另外一方面,在莺莺张生春宵私会的情节以后,杂剧虽和《董西厢》一样,随之表现老汉人发明了发布人的私交,但《董西厢》在此处对情节多做展展,写“拂旦,令红娘招生小饮”;写张生背法聪乞贷为定物;写赴宴;写“后很多天,生止”。杂剧则在老夫人择要红娘后,随即叫来莺莺、张生,而且请求张生第二天即上嘲笑与答。整个脚本对故事的搬演便此敏捷推动到“秋”,开展秋日的“少亭收别”。这不只使得情节非常松散,并且也夸大了“秋季”这个时间节点。对“春”与“秋”两个时间面确实定与出力表现,使《西厢记》杂剧中的崔张故事具备了一个贯穿而清楚的脉络。

  也正是在“春”与“秋”的框架下,剧本发挥传统文化中时节所包含的感情,应用杂剧“扮演”的特点,把春天、秋天,与人物的思路严密联合,借助曲辞,对人物的苦衷做细致深刻的发掘。“春”与“秋”的时令,使杂剧中莺莺张生的爱情在抒情方面与诗歌传统充足连接。传统戏曲的抒情性由此失掉了很好的彰显。同时,剧本对“春”“秋”二季的表现又松扣情节收展,让做作景色为剧情的展开办事。比方在故事的开端,《董西厢》是由叙说者来交卸春天:“贞元十七年仲春中旬间,生至蒲州,乃古之河中府是也……〔仙吕调·赏花时〕芳草茸茸来路近,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,花木秀芳郊。蒲州近也,风物尽堪描。○西有黄河东华岳,乳心敌楼出与高,好像离开云表。黄流国度,时复刮风涛。”(卷一)但《西厢记》杂剧则是在莺莺进场时,让莺莺曲接唱出心中对春天的感想:“可恰是人值残春蒲郡东,门掩重闭萧寺中;花落火流红,闲愁万种,无语怨东风。”(第一册楔子〔仙吕·赏花时〕)春日之景牵动莺莺的心境。剧本用莺莺的唱词倾吐她在暮春季节的愁怀,落花漂荡中的伤感,让不雅寡在剧本的开初,就对人物有一种间接、理性的体味,也为莺莺随后的爱情萌动做出铺垫。

  张生佛殿偶遇莺莺,一见倾心。《西厢记》杂剧写张生对莺莺的美好感触是“恰就是呖呖莺声花外啭”(〔胜葫芦〕),是“若不是衬残红芳径硬,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”(〔后庭花〕)。写莺莺拜别后张生的失踪是“空余杨柳烟,只闻得鸟雀喧”(〔后庭花〕)。以春天的风景写张生的“意惹情牵”,抒发他的倾慕之情。“心不在焉”的张生因而决议“不往京师往应举也好”。

  “长亭送别”是杂剧中经典的一折。作为主唱的莺莺的曲词在对饯别时辰的模写中,几回再三交叉对秋景的歌吟。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醒?老是离人泪。”(〔正宫·正直好〕)秋空之高远,深秋的西风、菊花、大雁、红叶,衬着着离其余后台,写出莺莺心坎的懊恼与悲伤。“下西风黄叶纷飞,染冷烟衰草凄迷”(〔脱布衫〕),风中翻飞的黄叶、烟雾覆盖的耀草,点出秋日的悲凉,也映射着宴席上的苦楚与压制。“斜阳旧道无人语,禾蜀金风抽丰听马嘶”(〔一煞〕)浩大金风抽丰中的马嘶,宣布着离别,也强调着孤单与孤单。唱词胜利融汇范仲淹《苏幕遮》、王勃《山中》、王安石《桂枝香》、李黑《忆秦娥》等诗词的情感和意境,使感情的容量与众不同的丰富,回味无穷。送别情节的搬演、“愁眉泪眼”的莺莺抽象的塑制,与诗歌抒情之美融合无间。

  “长亭送别”之后,张生投宿于客店,睡梦中莺莺追逐而来。“董西廂”写张生客店梦醒后是“越越的哭到月儿落”,而杂剧则把《董西厢》对张生“呜咽”的描写改写为张生的唱词:“〔雁儿落〕绿依依墙高柳半遮,闹哄哄门掩清秋夜,疏剌剌林梢落叶风,昏惨惨云际脱窗月。〔获胜令〕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行龙蛇,实飘飘庄周梦胡蝶,絮聒叨促织儿无中止,韵悠悠砧声儿一直尽;悲煞煞伤别,慢煎煎美梦儿应易弃;冷僻清的咨嗟,娇滴滴美女儿那边也?”(第四本第四折)写秋夜穿过云层的月光,写风吹落叶之声,写促织的啼声、捣衣声,用零落的秋景、悲凉的秋声抒写张生的心情,借助梦醉后的所见所闻来表白张生的思念,饱满剧本对离别伤痛的描绘。

  在《西厢记》杂剧对崔张恋情故事的表现中,红娘承当着主要的感化。剧中红娘的唱词亦食品和“春”与“秋”的时序相接洽。在“董西廂”中,张生跳墙一段,是用论述者的视角来写景:“更阑更漏悄,张生赴莺期约。降花薰砌,喷鼻谦春风帘幕。脚约青衫,转过栏干角。睹粉墙下,怎从前?自度度。○又忧人碰着,又愁怕有人晓得。见杏梢斜堕袅,手触喷鼻残红惊落。欲待逾墙,把不放心儿跳。怕的是:月女明,妇人劣,狗儿恶。”(卷四〔中吕调·碧牡丹〕)当心在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杂剧中,则改成红娘主唱:“(白云)姐姐彻夜月朗风清,好一片佳致也……〔驻马听〕不远喧闹,老绿水池躲睡鸭;天然清静,淡黄杨柳带栖鸦。弓足蹴缺牡丹芽,玉簪捉住荼蘼架。夜凉苔径滑,露水儿干透凌波袜。”(第三本第三合)“淡黄杨柳带栖鸦”用贺圆回《浣溪纱》词,而以“嫩绿池塘藏睡鸭”为对,岂但自然奇妙,并且更凸起了春日的狼吞虎咽色彩。脚本借助红娘的眼睛,由那位事宜的参加者来形貌风景,写月朗风浑下的水池、睡鸭、杨柳、栖鸦。用嫩绿、浓黄的色彩,用牡丹芽与荼蘼架,写春光之好、春天的活力。但是,红娘的唱伺候是写景,又不单单是写景。美妙的春色是张生跳墙赴约的配景,传达着一种愉悦的心境。同时,也与接上去的剧情回转形成反好。

  王实甫在元朝杂剧成生、发作的时代,以“有恋人末成家属”为宗旨,誊录莺莺张死故事,把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对付春景、秋景的表示,减以重塑,转换为全部故事的构造头绪。以“春”与“秋”为故事的时间框架,把崔张故事放置于一量的“秋”与“秋”的转换之间。从春季的相思,到秋天的告别,“思绪不分,文情专注”(李渔《忙情奇寄》“结构第一”),使故事的演述凝炼、简练,很好地符合了杂剧舞台表演的特征。而正在“会跟以春,分离以秋”的时光框架下,擅长情辞的王实甫用杂剧这类其时风行的民众文娱情势,施展传统文明中对节序的认知、诗歌中春思秋怨的沉淀,强化借景抒情的表现伎俩。经由过程春光、秋色,把剧中人类的苦衷、心声透辟天转达了出来,使故事的应付存在了充分的情感颜色,使杂剧的主题获得彰隐。

  能够道,《西厢记》纯剧发挥了戏直的特色,借时序使抒怀取道事告竣完善的融会,成绩一种新的文本范式,一部“万载风骚话本”(西蜀璧山去凤讲人《新删春波一转论》)。王真甫的《西厢记》,也由此成为书生杂剧写做的精巧代表,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没有朽典范。

   (作家:李简,系北京年夜教中文系教学) 【编纂:苏亦瑜】